《认知盈余》

今天我要讲一本曾经启发过马化腾的书，因为这本书的序言就是马化腾写的，它帮助马化腾创立了一个新的产品，就是微信。这是一本相当严肃的学术著作，叫作《认知盈余》。

它跟我们以往讲的书可能有点不一样，它没有那么多特别有意思的工具，没有让你听了以后马上就能够去做的东西。但是这是属于深层次的学习，我们得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那些内在的驱动力来自哪儿，这从原理上让我们认识互联网世界和新的发展方向。

什么叫认知盈余呢？这是一个听起来不太熟悉的名字。咱们从十八世纪开始讲起。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伦敦出现了一大批人在大街上喝杜松子酒，这个杜松子酒又便宜酒劲又大，所以喝完了以后很多人就晕了，就躺在地上睡觉什么的。后来英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严禁他们销售杜松子酒。结果大家就偷偷卖，很多妇女就夹带这些东西悄悄卖，大街小巷根本遏制不住，很多人都在喝杜松子酒，喝完之后烂醉如泥地躺在大街上。

那么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这么多人突然变成了酒鬼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公民盈余出现了。什么叫公民盈余呢？就是这些人原来是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突然进到大城市里边，成为了城市里的居民，他们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么多富余的时间。

当农民是很辛苦的，农民一天到晚都有活干，就算地里的事忙完了，在家里边还要编这个编那个。你去到农村，你就会发现，家里的老人根本就停不下来，不停地干各种各样的活，因为那是他的事，就要干。所以当他是一个农民的时候，他有特别多的事要干。但是当他进到城里边，每天下了班之后，他会空虚，无聊，寂寞，冷，所以这时候他们的办法就是喝酒度日。

那么现在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其实比过去拥有了更多冗余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劳动保护运动。当年大家在法国游行的时候喊的口号是什么呢？“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觉，八小时干自己想干的事”，这就是当时的口号。所以八小时工作制这件事情是通过先辈们的游行才获得的。

在获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普及化之后，现在事实上人们有了十六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你有八个小时可以睡觉，还有八个小时可以干自己的事。这么多的冗余时间出来之后，人们干什么了呢？没有喝杜松子酒。那么是什么替代杜松子酒来填满了这些盈余的时间？就是电视。大量的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坐在电视机跟前看电视，所以看电视的时间让他们的身体长了很多肥肉，然后自己的智力也下降了，每天看一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不知所谓的明星跑来跑去撕名牌，这样的东西耗费掉了整个社会大量公民的盈余时间。

而这个作者，就是克莱·舍基这个人，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未来是湿的》，那本书也很棒。他就说，如果我们能够从众多的认知盈余当中拿出一点点时间来，做一点点事情的话，就会很厉害。他找了一个人估算了一下，如果让所有的人创造一部维基百科，需要多长时间？

大家知道，维基百科是由网民们创造的，就是每一个词条你都可以修改，大家都可以在上面修改，结果并没有让维基百科变成一个垃圾，反倒让维基百科的量远远超过了《大英百科全书》，正确度也跟《大英百科全书》差不了多少。很奇怪，所有的公民在上面随便建设的结果，其实跟专家最后做的结果差不多，而且还更厉害。

那么创造一部维基百科需要多长时间呢？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创造一部维基百科的时间差不多是一亿个小时，就是如果一亿个人一人贡献一小时来做事的话，就能够创造一部维基百科了。那么各位知道我们浪费在电视机前面的时间有多少吗？光美国一个国家一年两千个亿小时，大家就坐在那儿看电视。

所以有一次他在跟一个电视节目制片人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维基百科，说维基百科怎么做出来的等等。他要跟电视的人讲，你们做的这个没有互动，人家互联网上是有互动的。讲这个事的时候，他认为那个制片人应该最好奇的是他们怎么做，为什么他们会有动力做这个事，结果那个制片人停下来就问他，他们怎么这么闲呢？这些人怎么这么闲呢？然后克莱·舍基觉得很好笑，你一个做电视的，你竟然问别人怎么这么闲，你还不知道吗？别人这么闲，都是被你们做电视的人搞的，你们整天给他们提供很多垃圾的东西，很多时间快餐。

所以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如何使用人们的盈余时间，如何使用人们的认知盈余去创造更多有意思的事，因此你把它定义为“互联网的一本基础理论书”是非常恰当的。现在我们所做的大量共享经济，优步，Airbnb，知乎，几乎全是来自于对认知盈余的开发，而且还远远没有开发够。

腾讯算是做得最好的，就是马化腾用这个理论做了一个微信，微信就把大量的人从电视前面拯救出来了。拯救出来干吗呢？低头开始刷微信了。但是你发现低头刷微信又造成了一个新的盈余，就是微信上的垃圾信息也很多，大家一天到晚刷着无聊的东西。

所以有没有人会从微信里边再分一杯羹出来，让他们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呢？比如说大家一块儿读书？所以这就是我们读书会当年设计东西的时候的一个理论支撑。这就是把大家的盈余时间利用起来，我们不但可以给别人传递书籍，还可以去做推广，还可以让更多的人开始读书，这就是建立在这本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人们除了喜欢消费之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喜欢创造和分享。而过去我们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的最大问题是根本没法互动。我前两天去参加了一个广播节目，我一进去，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问他们，有没有互动?广播怎么互动？他们说还是靠微信，所以广播是靠着微信来互动，在微信上提了问题，然后在广播里边说，所以我是没法跟广播前面的人去直接沟通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这就是传统媒体现在被新媒体打得节节败退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存在感。

你们看小朋友们玩A、B站，然后上面一定有弹幕飞来飞去的。我们成年人，就像我这样年纪大一点的成年人根本看不过来，我看那弹幕就不知道该看哪儿，这么多的字，他说什么就完全搞不定。但是人家可以一边打字写，一边看着弹幕飞，情节也看到了，然后底下的字幕也看到了。所以我经常就说，人的大脑真的是在不断进化的，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聪明很多。

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跟我爸爸一块儿看电影，我就会发现，我老爸看不了带字幕的电影。我老爸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也有文化，他肯定认识那些字，但是他就照顾不过来，到底是看字幕还是看图像，他照顾不过来。所以我们看那种带字幕的国外的电影是没有问题的，说明我们的大脑反应越来越快，但是我们的孩子们看弹幕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为什么这些小孩会在里边不断地去刷这些东西，还给人打赏，还给人钱？因为他所要获得的东西绝不仅仅是消费而已，他所要获得的是创造、分享和参与，这种参与的感受是每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者所共同具备的特征。

为什么开发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呢？就是当群体足够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会变得可预知。比如说你很难搞清楚今天有多少人会走进你这家店里边来买一块披萨，但是如果你门前的人流量足够大的话，你就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你每天大概能卖多少披萨。这就是开店的一个简单的原理。所以当互联网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参与和分享的时候，过去对一个单个的个体难以预知的事情，现在就变得很容易预知。

而且人多了以后，可以使不可能变成可能。911事件发生了以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采用的都是当时在附近的人所拍摄的画面。这个是新闻划时代的一个标志，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新闻都被我们看见。你能够想象吗？在过去，我们是看不到新闻现场的，我们只能够看到新闻的废墟，我们只能够看到有一组记者赶过去了，还在路上，到那儿已经开始收尸了，这才算是新闻，我们根本看不到新闻的现场。但是随着人变得越来越多，几乎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发生在不被别人看到的地方，甚至连一个官员在饭桌上乱说话这件事，都能被人拍下来，然后放在网上。所以过去很多不可能的事逐渐地就变成可能了。

这里边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网上有一个分享的，叫大笑猫，其实类似大笑猫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现在也在做，就是给一张动物图片下边配一些很有意思的画，然后就会觉得很好笑，觉得那个猫在说什么样的话，就很好玩。

这个东西激发了人们特别多的想象力，大量闲着没事干的人会把各种各样的猫搞得特别可爱，然后到处转发。你说，他为了什么呢？他赚了什么钱呢？当然有的公众号或者有的企业真的靠它做了一些传播，赚了钱，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没赚这个钱的，他就是觉得参与很好玩。

所以我们现在互联网上有一句话，叫作“别被网民玩坏了”。什么叫“别被网民玩坏了”？就是你一旦成为了大家开玩笑的对象，你想不红都做不到，很多人会在你这件事上不断地添砖加瓦，添油加醋，让这个事变得特别好玩。

《我爱我家》里边葛优演的那个流浪汉，上访的专业户，就躺在那儿，哪儿也不走，就那个镜头，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个镜头有多么了不起。但是当它被人们玩坏了以后，当人们用大笑猫的方式给它添入了各种各样的词，各种各样的背景，然后给它做各种Cosplay，然后把它做成那么好玩的东西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从此以后，任何一个人只要那么一做，大家就会想到葛大爷躺在那儿的感觉。这就是共享产生的娱乐效果，这个叫作公用性的使用，就是你用认知盈余创造了一些公用性的工具，好玩的娱乐话题等等。

另外一种使用叫作公民性的。公民性为什么跟公用性不一样呢？公用性并不去强调这个东西对于社会的改变和责任，而公民性强调这个。这里边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肯尼亚竞选的时候产生了很多暴力的事件。老百姓是特别反对暴力事件的，但是没办法，因为各种宗派都特别厉害，他们就有很多暴力行为发生。结果就有人在网上说，咱们搞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叫作Ushahidi。

这个Ushahidi是干什么的呢？它负责收集所有人在网上所拍摄到的暴力的照片，哪个地方只要发生了暴力事件，它就把照片收集到这个平台上来。一开始是手动收集的，你想，得有多慢！后来发现太多了，到处的人都在上传各种各样的照片以后，它就变成了机器自动抓取的。所以Ushahidi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监控暴力行为的最重要的平台，就是只要能够被人看到的地方，政府就不敢表现得太过分。所以当民众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拍摄种种暴力行为的时候，整个肯尼亚的暴力行为就在不断地下降。

这个就叫作公民性的应用。我们用分享自由时间，用认知盈余的理论，不仅仅能够创造公用性的功能，更能够创造很多公民性的应用。我认为在中国做得最有意思的一个公民性的应用就是“送我回家”，就是小孩子走丢了，每个人拍一张照片传上去，然后慢慢地找到他的父母。很多传统人士会认为，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都没有找到这些孩子，好难找的，这有什么用？结果有人飞快地就找到了很多的孩子。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周边，所以一旦你让更多的人开始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上传的，只要你拍照上传，你就有机会帮到这个孩子，人们就都愿意出一把劲。而且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成本，反正在你盈余的时间，你也要发微博，只是拍一张这孩子的照片发上去就好了。这就是公民性的应用。因此这是我们整个这本书的背景，我们知道它是要干什么的。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我们要知道，是工具赋予的可能性。工具的改变是划时代意义的东西，就好像蒸汽机、印刷机、指南针，这样的东西一旦发生，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会发生改变。而这一次最重要的工具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分享机制。

有一个案例。2008年的韩国，那时候的李明博跟现在的朴槿惠的状态可能差不多，都是焦头烂额的，为什么呢？因为李明博当时没有经过大家的认可，就私自和美国签订了一个协议，允许进口美国的牛肉。而韩国当时是既要保护韩国的牛肉，又恐惧美国的疯牛病，有些人甚至觉得总统不尊重韩国人的安全和健康，就为了讨好美国，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所以大量的人上街游行。

你知道那时候上街游行的主力是什么人吗？他们观察发现，主力人群是小姑娘，都是十四五岁的中学生，然后一个个在街上抗议，露营，不回家，住在公园里边抗议。后来记者就问这些小姑娘，为什么都是你们来游行呢？怎么回事？小姑娘说，因为是东方神起。东方神起是个当红的组合，难道是东方神起号召她们来游行的吗？

不是，是因为东方神起太红了，所以有大量的小孩都围在东方神起的那个网站上，然后她们在网站的论坛里边天天聊天。但是她们不能老聊东方神起呀，不就是一些小伙子吗，有什么好聊的？她们聊着聊着就开始聊疯牛病的问题，聊着聊着就开始聊李明博为什么不尊重她们的问题。后来小女孩们说，要不然咱们上街吧？然后就上街了。所以这些人上街不是东方神起要求的，不是一个政治行为的事件，纯粹是因为她们有了一个讨论的空间。有了这个讨论的空间之后，就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创造了可能性。

所以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工具赋予所有的东西的一个可能性，没有这个东西做基础，认知盈余是不可能被开发的。所以有一个口号叫作“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比如说爱彼迎和优步这两个当红小生，这是最红的两家公司，他们就是用崭新的方法解决了过去很多年没法解决的问题。优步解决了打车、打车贵的问题，然后爱彼迎解决了住宿贵的问题，所以整个的沙发客旅行、人们去环游世界的成本都得到了大幅的下降。

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句名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有很多部门是被设置出来，用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这些部门就成为了维护这个社会问题存在的力量。什么意思呢？你搞一个出租车公司，其实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出租车公司成了让交通问题存在的最重要的力量，它不允许你真的把它解决掉了，要不然它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因此当优步真的解决了大量的交通问题以后，你发现上街抗议的是出租公司，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就罢工、游行。最后的结果是，游行结束之后注册量上升了9倍，所以你是没法阻挡这个潮流的。因此，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将会是一个趋势。

而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济学原理，叫作古登堡经济原理的失效。什么叫古登堡经济原理呢？古登堡是发明了印刷机的人。在他发明了印刷机之后，人们发现做任何一个媒体，一定要有巨额的投入，没有巨额的投入，就没法做媒体。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报纸，那印刷机是必须的，印刷量是必须的，进纸张是必须的。然后你要做一个广播电台，虽然录音很便宜，但设备很贵。你要做个电视台，更是贵得离谱。所以古登堡经济原理导致了媒体永远都有着一个高高的门槛，老百姓是没法做媒体的，老百姓只能够听。

但是现在古登堡经济原理彻底失效了。为什么呢？任何一个人，不需要任何门槛，就能够做成一个媒体，不需要印刷机，就能够发表自己的文章，甚至阅读量10万+。你们看网上那么多10万+的大号，有几个人家里有印刷机？他们就能够做得到。

然后网上还出现了大量的数字化佃农。数字化佃农是那些在网上整天发言、灌水的那些人，他们不挣钱，一天到晚为知乎也好，为雅虎也好，还有为网易新闻，为腾讯视频贡献了巨多的内容，让这些地方有了UGC，产生了很多的内容，但是他们没有挣到一分钱。他们比过去替地主老财主干活的佃农更坑爹，完全不挣钱，就在上面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东西？这都是成为了现在这个时代的现象，像知乎这样的公司根本不去雇这些人，不用给他们钱，但他们干得很带劲。那么并非是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工具不可能塑造人类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当这些工具发生了改变以后，我们新的行为的可能性就出现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就是工具的改变。

那么要开发认知盈余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人们得有无酬的动机，就是不要薪水去做这个事的动机。在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认识到人们的内在动机。第八十五页有一段，给大家念一下：

内在动机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标签，把人们可能从一项活动中获得的或基于活动本身的回报所造成的各种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有人把两种内在动机标注为个人的，就是自制的愿望，只决定我们做什么，怎么做，和有胜任感的愿望，指能够胜任我们所做的事。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对于自制和胜任感的追求要远远大过金钱的激励。比如说你们去野餐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吃野餐的那个东西比吃大饭店送来的东西会觉得更带劲？野餐吃的那个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吃，肯定没有大饭店做的那个东西好吃，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喜欢野餐呢？就是你有胜任感和自制的感觉在里边。而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内在动力调动到最高的机会，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做到自制，能够去做到胜任感的出现。所以分享的动机才是真正的驱动力，而技术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了方法。

这里边有一个最近很火的案例。金庸先生状告了江南，你们记得吗？江南写了《龙族》，写了各种小说，为什么金庸要告他呢？因为他写的最成名的小说是同人小说，什么叫同人小说？就是这个人物不是你创造的。

比如说全世界同人小说最厉害的是《哈利·波特》系列，J·K·罗琳写了《哈利·波特》以后，因为大家太喜欢哈利·波特了，所以有很多闲着没事干的小年轻就写哈利·波特的小说，他们的小说主人公也是赫敏、哈利·波特，然后伏地魔什么的，把这些人写进去，没有给J·K·罗琳交任何的版税。有的人讲究一点，会在后边注一个，说本片的形象引自于什么什么。但是这种同人小说促进了大量的阅读，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有的同人小说写得比原著还好，所以火了。J·K·罗琳也没办法，她也管不了，因为太多人写这个东西，告也告不过来。

金庸先生也知道很多人在写郭靖、杨过、张无忌的故事，我们很多人写文章都经常用这个，他也一直没说话。但是这次江南赚了很多钱，据说是现在作家富豪排行榜第一位，一个《龙族》就几千万。金庸先生一看，不行，你写我的同人小说写成这样，太过分了，我现在要钱，然后就告他。我相信金庸先生不是一个为钱的人，因为他转让自己的版权，他才只收一块钱就转让了，但是这可能代表着传统的意识和同人小说之间所产生的冲突。

为什么说到这个事呢？就是有很多人喜欢在网上做着一些没什么经济驱动的事，没有利益，不要钱，但是我就愿意做，我要刷我的存在感，我要刷我的建设性和自制的力量。有很多人自发地做了一些事，虽然结果并不是很如意，但是因为是自发做的，所以大家认为完美，这就已经很好了。反过来，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被人们百般挑剔，因为你并没有让我参与进去。这个动机是人们要参与这件事的原因。

那么仅有技术、仅有动机还不够，还需要一个东西，就是机遇。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就是美国有“垮掉的一代”，各位记得吗？人们说那一代人是经济萧条之后出生的，是垮掉的一代，他们整天吸大麻，整天听摇滚乐。但是80年代以后，这些人全部成为社会主流，然后又变得很好，都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为什么呢？

人们研究发现，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机遇，那时候这个社会经济很萧条，确实没事干，所以这些孩子去追求什么性解放，然后到处流浪旅行，《阿甘正传》里边的那个珍妮走就是这条路。但是进到80年代之后，经济开始恢复了，有了大量的工作可以做，这些人逐渐地就又恢复到了正常的人生。所以我们要想让大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要想把那些无聊的认知盈余变得有价值，我们需要有人刻意地去设计和创造这样的机遇。

在这个社会上，人和人之间有三种合作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企业的方式。就是我给钱，你干活，这是最经典的方式，然后我只要不给钱，你就不干了。这就是第一种方式，企业主和员工之间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政府的方式。政府的方式是大家必须干，派活，没有钱，就像中国古代一家出一口人一块儿去边防，包括修路，这种事不是以企业的方式在做，是以政府的方式在做。一个是完全没有钱的政府的方式，强制性的必须得来做的，这种事不给钱，一方面是只有钱，没有公益，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中间路线能够解决问题呢？

克莱·舍基说还有一种方式，是价值创造的方式。什么是价值创造的方式？就是我既不是像企业一样要给每个人发工资，要靠利益来诱惑你做这件事情，我也不像政府一样要求摊派，说这事是咱们必须要做的，这个公益的事必须得免费做，而是我们大家共同来创造一个价值，让很多人觉得做这事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开源软件。很多人都知道，像Unix系统或者是Linux系统这样的东西，它是开源的，你可以在上面创造，然后创造出来之后，你可以让别人一块儿来使用。用这种方式所做出来的软件被微软的总裁视作精神病或者是特别不靠谱等等，不断地攻击它们，但是它们生机勃勃，它们在不断地创造一个又一个好用的产品版本。这就是用创造价值的方式把大家集合在一起。

创造机遇去引发这件事的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地区，那个地方环境很糟糕，很多人扔垃圾，然后被新闻报道说脏得要命。大家都抱怨，但是没有用，因为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就是到处扔垃圾。

后来他们有一个年轻人就在网上做了一个号召，说咱们周日上街捡垃圾，然后就问谁愿意一块儿来。结果报名报了好多人，然后就上街捡垃圾。捡了一次，大家很高兴，觉得很过瘾，那么下周我们继续。慢慢地巴基斯坦的很多这样的人就出现了，就都在号召大家一块儿上街去捡垃圾。

所以我们得有一个人去创造这么一个机遇，当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给大家去互助的、使用认知盈余做事的机遇的时候，你会发现奇迹就能够发生。所以在拉合尔这个地方，收集垃圾的行为开始蔓延以后，巴基斯坦很多地方的人开始走上街头，然后像快闪一样，就是约好了，我们一块儿去捡垃圾回来，然后这个地方的卫生意识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就逐渐发生了转变，这就是创造机遇的过程。

那这需要很多人去做事，需要刻意地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网上号召大家找孩子这样的事，比如说我们利用认知盈余去介绍对象这样的事，有很多热心人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现在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你到全世界去看，你会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并不落后，中国的互联网应用是最超前的。在日本也好，欧洲也好，很少有地方像中国人这么习惯于叫餐，这么习惯于随手叫车，去哪儿都是有一个APP就够了。

第四个条件就是文化。这里边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有些价值只能够靠文化来创造，就是你发现如果大家都在网上，一开始参与得很热闹，但是因为这个社群里边没有一个健康的、分享的这种公益的文化的话，这个组织的生命力就会逐渐下降。

我们见过很多当年很热的网站逐渐倒掉，慢慢变成了一个让大家骂人、造谣的地方。各位知道，微信也好，微博也好，最大的癌症是什么？就是谣言。如果谣言多到了比真相还要多，就很危险。现在的好处是随着传播的不断增加，反对谣言也会变得更快。但是事实上，刻意编造的谣言是对这些平台最大的威胁。为什么很多人现在不爱看微信？就是因为微信上很多东西的来源我们也不知道，就突然告诉你说，太可怕了，赶紧看看，这事很多人看过，以后都再也不吃什么东西，杀伤力又很强，因为人们就是特别喜欢看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

那么怎么样去建设一个具有分享机制的文化？我们使用认知盈余就变得很重要。这里边有一个案例，在英国、法国这些地方，有一些学者成立了一个无形学院，这个无形学院里的人包括了我们听说过的人，罗伯特·虎克，罗伯特·博伊尔，克里斯托夫·雷恩，这些人全都是后来我们知道的大学者，大科学家等等。这些人相互通信，然后时而在伦敦、牛津会面来维持团体的关系。

之所以称之为学院，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学院制的，秉承共同的利益，相互尊重彼此的成果。然后他们把这个叫作“我们的哲学院”，或者是“我们的无形学院”。短短数年间，无形学院的数位成员就在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和光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们还发展并且改良了很多种关键的实验用具，包括气动泵、显微镜和望远镜。

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些无形学院的人，就算是靠这样的一些聚会，都能够促进科学的大幅进步？他们当时对付的最重要的一个流派就是炼金术。炼金术士其实是化学的鼻祖，搞化学的人最早是搞炼金的，想把金子提炼出来，或者像中国搞丹药，想长生不老。这些炼金术士最大的问题是神秘，他们所做的所有方案都不跟别人沟通，然后都悄悄藏起来，不说什么有效什么无效。可能这里边也有很多科学性的部分，但是他不说，所以进步得特别慢，每个人都是闷头自己在做，没有任何分享的机制。

而这个无形学院当时可能还没有那些炼金术士有名，但是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破这个神秘感。大家拿出来分享，不怕被别人挑战，不怕被别人批评，然后批评是为了让他们把它磨合得更好，因为大家把它视作“我们的学院”。因此，这个无形学院其实没有依靠互联网，它靠的是什么？就是文化。它有了一个正确的、慷慨分享的文化，就使科学产生了大幅的进步。

那么在今天，当我们使用认知盈余的时候，一定要去打造慷慨的文化。有时候你在网上帮别人回答了问题，你做到了版主，你做到了什么，没有人给你奖金，你也可以觉得很开心，这种文化是怎么营造出来的？很重要。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协调的一套共享的假设，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认同的，把这个东西打造出来了，慢慢地这个应用才能够延续下去。

文化打造得好的应用生命力才会持久。比如说Facebook，Facebook上有很多的学习小组，在这些学习小组里边，每个人都在分享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尤其是很多学生喜欢就某一门课做这样的东西，好处是什么？就是它几乎完成了答疑的作用，你什么事不懂，上那小组一看，答案都有了。

有很多教授曾经跟学习小组战斗过。那个老师发现他们的学生在Facebook小组里边分享他们的作业，而且里边有跨着学校的几百个人，很多个学校学这门课的人都在里边讨论。这个老师很生气，要求把那个学生开除。

后来为这件事产生了大量的争论，就是到底要不要开除他？这个学生说，这有什么？我们不就是分享一些作业的答案吗？这有什么？然后这个老师说，这叫作弊，你不是自己做的答案，你是跟他们讨论出来的，就争论得不亦乐乎。最后校方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没有开除这个孩子，但是让他重新去考了这门课程。

慢慢地人们就会发现，这种分享的小组对于学生提高自己的成绩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在这里边肯定有个别想搭便车的人，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们也想做出自己的贡献，人们也希望在同类当中去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和贡献。

我太太上EMBA，她一开始抱定的主意就是想搭便车，觉得别人做了，我就跟着混一下，就混过去了。结果她真的进去了以后，发现她想混，哪儿有那么容易？她自己都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因为有了同伴压力。这种同伴压力的产生，她也在不断地研究。她说，那我能做什么贡献？我要去做一个什么案例？所以越上越认真。所以要相信分享，要相信慷慨，要相信每个人有这种存在感的愿望。

在医疗界，认知盈余的开发已经越来越厉害了。当然，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骗子在做群，骗大家的钱。在国外有一个网站，叫作Patients like me，你听这个名字，“像我一样的患者”，Patients like me这个网站就是给得了同样的病的人提供了一个在一块儿交流的机会。

有一个患者发现自己的病总是治不好，然后就问大家，问了半天，结果有一个人告诉他，你的用量太小了。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另外一个患者，那个人说自己的用量竟然是他的三倍。他跑去对他的主治大夫说，我在网上看人家的用量是我的三倍，你为什么只给我这么点用量？这主治大夫说，我学的就是只能给这么多，这玩意给多了不行。然后他又跑去问对方，你那个大夫为什么给你那么多呢？然后那个人说，因为这个药早就已经进化了，现在就是要给这么高的量，我们那个大夫已经研究过了，所以吃了就好了。他又转回来教育他的这个大夫。

所以你发现，如果你真的在Patients like me这样的地方呆的时间长了，你可以给医生做助手，你可以给他出主意。因为医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学习，如果一个医生没有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最前沿的知识的话，他不会是一个好的大夫。而如果你得了一个的病，你特别希望自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你学习的动力可能会远远超过大夫。有了这样的网站以后，你会发现全球关于这个病的病例，你甚至都能够遇到，你知道美国人怎么治，知道德国人怎么治，知道日本人怎么治，这个功夫下的是值得的，它能救命。所以这就叫作慷慨的文化。

当有了慷慨的文化，并且创造了一些使用的场景和机遇之后，人们又有无酬的动机，同时又有工具赋予的可能性，这叫作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只要合在一起就能够产生一个伟大的产品。

那么什么才是伟大的产品呢？最后克莱·舍基就讲，互联网追求的最重要的是从公用价值到公民价值。人们在网上的分享分为四类。第一类叫作个人分享，就是在原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之间进行的。比如说大笑猫，就是我把我P的图片放上去，大家笑一笑，觉得好玩，就完了，这个是个人分享。

第二种叫公用分享。它的参与性会更强，在这一个协作的群体之间进行。比如说有一个叫作Mate up，这个Mate up.com是干什么的呢？所有得了产后抑郁症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分享，类似于Patients like me，它是一个公用分享的地方，主要起到一些互相帮助的作用。

第三类分享叫作公共分享。公共分享就是协作群体，积极尝试创造一些公众资源,比如说像Linux这样的东西，它是在努力地创造公共的资源。

最后一种叫作公民分享。公民分享表现为一个群体积极地尝试改变社会。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叫作“粉色内衣行动”。印度教有一个原教旨主义者，这人特别过激。然后他们这群人就冲到酒吧里，把所有泡在酒吧里边的女人全部赶到大街上，辱骂她们，威胁她们，并且说，如果你们再到酒吧来，我就要打你们，就要杀你们等等，吓唬这些女孩子，所有女孩子都被吓跑了。

为什么呢？他们这个原教旨主义的人认为，女人就应该呆在家里边，女人就不应该到这种场合来，这个是不检点的行为，他们特别过激，不允许女人泡吧。这怎么行？一大群老爷们泡在那儿更危险，很多女性就不乐意了。

有一个人就发起了“粉色内衣行动”，她把这个原教旨主义者领袖的地址给找到了，然后把这个地址公布在网上，让所有支持她们的女性给他们家寄粉红色的内衣，她的目标是用粉红色的内衣淹没他。你不是不让我们暴露吗？你不是不让我们穿着裸露吗？我就把内衣寄到你们家去。所以全印度就有很多人朝他们家寄内衣。这也挺逗的，可以开个内衣店了。

这个行动出来了以后，就引发了大量的人对这件事的关注。后来警方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就把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关起来，说你不要去给别人捣乱。这就是她们在用互联网的方法去实现公民分享，让这个社会发生一些改变。

现在想想，我觉得我们做读书会其实就有点像一个公民分享的行为，我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读书，希望更多的人读更好的书。不要被书店里那些摆在最前面的、很多是心灵鸡汤的书，那些不负责任、没有有效论证就轻易得出结论的书所诱惑。我们要读一些好的书，读有论证、有方法，能够改善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这些书籍。如果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能够响应这些号召，每人每年读到50本书，我觉得中国的国民素质就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竞争力也会大幅提升，因为这些书籍会让我们工作起来有效率、有方法，整个中国的国力都会增强。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做公民分享的方式。

因此，对于各位来讲，你可以参与，你也可以创造，参与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甚至你可以成为那个机遇的提供者，你可以成为那个发起一件事情的人，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互联网带来更加有效的收益，也就是让认知盈余得到足够的开发。

在最后，这个作者给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的悖论。什么叫革命的悖论呢？就是新工具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出来未来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听起来有点拗口，解释一下。古登堡当年发明了印刷机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印刷机是用来加强宗教统治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所谓书就是《圣经》，只有那么几本宗教的书籍，而人们都是用手抄这些书的。所以当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以后，教会特别高兴，教会说，太好了，这下子《圣经》就会印得特别多，然后就印了大量的《圣经》开始给人发。

最后发现《圣经》都不能够养活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印救赎券。什么叫救赎券呢？这个东西说起来真的挺逗的。因为人是有罪的，你要想赎罪，你就得花钱买这个救赎券。救赎券没有用，就是个券。但是他们认为买了一个救赎券回家以后，自己就被救赎了，钱就已经给了教会了。所以当时最有钱的肯定就是教会，有一种说法，只要教会的钱袋子一响，天堂的铃声就会响一声。所以很多人攒了很多的钱就跑去买一个救赎卷，这个事让很多老百姓不满意。

所以当古登堡开始印了大量的救赎卷到处发的时候，人们都认为这个工具所带来的变化就只是让宗教统治更加厉害，但是慢慢地发生了改变。为什么呢？当人们可以开始印刷书籍的时候，人们开始印英文版本的《圣经》，开始有拉丁文版本的《圣经》，还可以有德文版本的《圣经》，可以有意大利语的《圣经》等等，各种版本的《圣经》都出来了。这时候老百姓不需要通过教会的解读来理解《圣经》，老百姓自己就能够看到《圣经》的内容。结果看完了以后，很多老百姓开始质疑，为什么要让我们给教会交这么多的钱呢？然后才产生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做了宗教改革。

所以这么一个新工具在一开始是作为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出现的，但到最后，它成为了削弱宗教统治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低估一个新工具所带来的变化，这个东西是很难通过现有的知识去预测的，我们只能够看到未来很有可能会造成的混乱。

那么面对着一个变化，通常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不接受变化，我们抗拒这个变化，然后用老的办法来做。第二种方式是接受混乱，要混乱一大段的时间。第三种办法是协商，产生混乱的这一方和老的这一方来协商，然后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来接受这个变化。

你们觉得哪一种更好呢？根据中国人的想法，经常会觉得中庸之道比较好，是吗？但是克莱·舍基在这本书里边说，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混乱。就是让这个新工具发挥它的作用，然后当它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的时间，慢慢地优胜劣汰就会出现。我们在用互联网的时候，网上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假话，有很多黄色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生命。

所以这本书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原理上、从根本上认识到互联网所带来的根本的变化，知道工具、动机，然后机遇、文化所带来的东西，从个人的分享一直到公用分享，到公共分享，到公民分享的这么一个过程。希望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创造出更多更有效的公民分享的案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