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力》

樊登：各位好，今天的作者光临请到的是我的偶像，我相信也是我们大量书友的偶像——传奇的冠军邓亚萍女士，欢迎您！

邓亚萍：您好，樊老师。

樊登：邓亚萍女士写了一本新书，叫作《心力》。前一段时间看奥运会，我相信很多人内心当中都有一个想法：怎么才能把自己的内心练到像奥运冠军一样厉害？这种叫作“大心脏”的内心。我读完您这本书以后感觉您是倾其所有，把您学的这些招全都用出来了。

您也看奥运会，而且我看您还做笔记、分析，您都不打球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要分析那些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

邓亚萍：我觉得可能跟您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读书一样，我也有自己的一个初心，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看懂乒乓球。因为在中国其实球迷特别多，打球的爱好者也特别多，但业余的、一般的人看球，和我们的专业角度看球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一个专业的运动员的视角，带大家去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好球，运动员的技战术（指运动、比赛过程中运用的技术与战术）是怎么发挥的，尤其是到了关键球的时候，运动员的心态又是什么样的，我们老讲心理素质，老讲“大心脏”，它到底是什么。

那我想通过一种解说的形式，或者是一种分析或复盘的形式，告诉大家这个十一分的过程（乒乓球比赛每一局的比分原则上是先得十一分的一方为胜方）其实是波澜壮阔的，是跌宕起伏的，它并不是一碗水从头平到尾，不是这样的。

樊登：那就比如说咱们最熟悉的那场比赛——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混双的决赛，因为大家认为咱们的许昕和刘诗雯很稳，这就肯定没问题，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为什么比赛后来“崩”掉了？

邓亚萍：这个问题特别好。你要稍微去看一看整个比赛的过程，不仅仅是这场球，我们还得可能往前再倒一倒。比如说在晋级的过程，许昕跟刘诗雯他俩人没有遇到很强的对手，而是非常顺利地直接进到决赛了。

但是反观对手，水谷隼和伊藤美诚俩人，晋级过程特别地难，是死里逃生，从那坑里爬出来的，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地进入了决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双方受到心态的影响。因为我们一路打上来没遇到强劲的对手，但是反观对手是那么地不容易。

开始打决赛的时候，前两局我们抓得非常紧，因为平常准备的也很多，也很充分。但反过头来看日本队这对选手，上来以后过紧了，一两个球就丢了，这点显然不是他俩的水平。可能问题出在他们的心理上，坦率地讲有点失常。

那么打到中国队二比一领先的时候，就是一个运动员的觉醒的时候了。往往在落后的时候，运动员会重新反思：我怎么会能打成这样呢？因为他真实的水平不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领先的队员来讲不一样。许昕跟刘诗雯，我在观察他俩比赛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有一丝丝的放松的感觉。你知道这个心态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出手，就一点点心态的变化都会影响出手。所以你就看出来，到了第三局、第四局、第五局，连续让人翻了三盘，二比三落后了。

这时对手又看到赢球的希望了，看到比赛胜利的希望了，心态又开始发生变化，互相的心态都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你明显可以看到许昕跟刘诗雯出手非常地果断，不带犹豫。你水平在那儿那不就赢了吗？第六局就赢了，三比三了。

打到第七局，关键局的开局尤为重要，因为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势的较量，不光是心态了。这个时候谁能上去很硬地出手，谁就会给对手一个很大的震慑。所以水谷隼刚刚开始上去那两分打得非常好，非常地坚决，上来第一个球直接给了一个许昕的正手。

许昕还想侧身，“砰”一个都没了，就没碰着球。许昕不敢动了，站中间了，水谷隼直接撕他一个反手大角，也是都没回过头来。这俩球打得太脆了，把势给打下去了，然后结果直接打到零比七落后，太意外了，直接零比七。这不应该，但这就是势的较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出日本选手充分地研究了我们的技战术的水平，充分研究了我们运动员的心理。比如这个时候算好许昕一定要多用正手，因为许昕正手是最强的，他肯定会多用正手，那么在多用正手情况下一定要侧身，所以水谷隼第一个就塞他正手，原因就在这儿。

我们打球的时候不是看球来了再打，而是算，算其实就是预判的一种。我要算你可能要侧身，我直接就变你正手，我让你不敢动，我再打回你，你不是正手就没法发挥水平了吗？所以我们在看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很多内在的、心理上面的变化，技战术的变化，包括最后势，敢不敢搏、能不能顶得住这一类的。

樊登：我们为什么开场要说这段比赛呢？就是邓亚萍的这本书的开篇写，如果你到球馆里去看，会发现像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其实非常多。我去看过省队的训练，就这种水平的运动员太多了，但是有一句特别残酷的话叫作“你一个都不认识”。顶级运动员有时候不是水平上那么一点点区别，而是看你有没有能够拿住场上的心态。

邓亚萍：对。打到顶尖运动员的位置，要的是非常综合的素质了，不仅仅是说要有相当的技战术水平，同时他还得能够把自己的技战术运用得很自如，能够正常地发挥出他平常的水平。

到了紧张的时候，水平越容易打折扣。和咱们的学生考试道理是一样的，你平常学得挺好，但是你考试的时候可能懵了，或者打折。我们允许一般的队员打一点折扣，但折扣绝不可以打得太大。因为谁都有紧张的情绪，越大的比赛折扣越是要打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水分挤掉，挤掉了水分和折扣以后，你也知道大致能考多少分。我们最后就是要训练到这个水平，训练你的整体掌控力。

樊登：邓亚萍老师就是比赛型选手，在世界大赛上一共就输过三次，打了那么多场比赛，就对外国人输过三次，真是不容易。您书里写的心理技巧特别逗，邓老师第一招心理技巧，被奥运会禁了，就是摸桌子。禁这个动作真的这么管用吗？我看您很认真地写了一章，紧张压力大的时候您就会使劲地去摁那个桌子，那有什么作用呢？

邓亚萍：其实当我还在打球的时候，很多球迷写信也问过我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是写信，不像现在有这么方便的社交软件。大家很好奇，觉得我在干什么，而且摸三下台子，还使劲摸三下。

其实一开始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诀窍。你知道我们拿球板，又出手汗，我们希望手不滑，所以会把汗抹到台子上。包括这次限制的吹球，吹球也是因为出手汗的缘故。我们是不喜欢打潮的球，喜欢打干的球。你拿了球以后，它不是也粘着潮气吗？吹一吹它，吹干了球好打。这一次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擦球台、吹球全不让干了。

对于我来讲，摁几下台子其实是因为要把控比赛的节奏。我们在随时观察和调整我们自己的比赛的技战术，在这其中节奏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双方对决的时候也是心力的角力，每一个人的得分手段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打球的套路也不一样，怎么能够把你拉到我更擅长的节奏、套路里头？这是需要有经验和控制力的。所以按三下球台也有这样一种含义，就是我有时候需要控制节奏。

特别是打比赛不顺利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急，一定要控制住节奏。我们有一个小诀窍就是当你感觉特别好的时候，技战术都打得很通的时候，你要快点打。不要在那儿慢慢悠悠地，一下一下，不，赶紧多拿几分，然后保持一个比较领先的优势。

当你不顺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慢下来控制住节奏，然后多想办法去扭转不利的局势，这是一种对场上控制的能力。我觉得是一种小技巧吧，而且也能够减少焦虑。

樊登：这就是您这里边说的“思维阻断”。“思维阻断”就是调节自己的焦虑状态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摸这么一下球台，它是一个回归正念的过程。

这是一招。这本书列了二十多招，全是邓亚萍在各个时期所用到的方法，比如说这招，郎平指导也专门提到这招，叫“失败清单”。“失败清单”这个方法一般在什么时候用呢？

邓亚萍：赛前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我们比赛紧张不紧张，我可以坦率地讲，我们在比赛前是最紧张的。不是在比赛当中最紧张，如果说比赛当中你紧张了，你已经完全不可控了。比赛之前我们要让自己紧张起来，同时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列下来，或者记下来，以不同的方式都可以。

面对今天的对手，我该怎么样去跟他打，反观他要跟我怎么打，在预定的范围内和预定范围外，如果有意外发生，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有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比如说如果比赛当中突然断电了，那你这该怎么办，这都要想到。穷尽所有可能会出现的意外。

因为比赛过程是很快的，你不可能说到时候再现想，你也来不及，所以我们在比赛之前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想清楚：我们的预案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就是专注。甭管发生任何什么事情，你有了这个“失败清单”以后，就知道对策了嘛，你心里其实已经踏实了。想到最坏，也想到了解决的方案。

樊登：这里边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您和陈静那场比赛，那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陈静突然之间特别猛，有点像这次水谷隼他们。

邓亚萍：对的，就是在第三局的十五平的时候，观众闹事了，比赛就停了。本来我很顺，一下就把我的节奏打乱了。而陈静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运动员，所以就给了她一个机会。结果第三局我两分球输掉了，第四局就打得很乱，一下就打到二比二。那时候我是懵的，对那局没印象了，只记得脑子里很乱。

当时我自己很后悔，我就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处理好那个球，不然三比零我就可以拿下了。我一直还在回想，一直还在第三局的那个状态下，而不是把它放下了，重新来。你知道接下来就是第四局，我们在比赛，我不能再想那个了，就要放下。但是放下很难，放下非常难。而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我明明二比零领先，我前面还领先，我现在啥都没了。

樊老师：这就是个普通人的想法，一般我们看球也会这样，会说如果刚才那两球拿下就没事了。

邓亚萍：对，如果拿下就没事了，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那我对自己说，我从现在开始按零比零打，今天什么都不想。其实是决胜局了，第五局，但是我自己跟我自己提醒，按零比零来打。我重新又调整了自己的心态，然后上去就开始决战，我就按照刚刚开始上去比赛的那种状态来。

但是这个时候陈静的心态也变化了，因为她看到赢的希望了，所以出手就没有那么果断了。那我就是管你什么，我就开始来了。这样一变化以后，最后那一局是二十一比五。你说水平有差这么远吗？没有，就是心态上的差别，这就是心态的作用。

樊登：您当时把这种被人追上的状态列入失败清单了吗？

邓亚萍：预想的时候，我们在比赛之前都会考虑到，比如说我领先了我该怎么样去处理，我落后了我该怎么样去处理，都在失败清单上面，因为我们必须都做各种预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当你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你这时候踏实了。

人特别容易恐慌的地方在于你不知道怎么办，一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有未知的恐惧。但当你有了应对的方案的时候，你反而踏实了。

樊登：把重点放在做这件事上，而不是天天反刍，想过去发生过的那些糟糕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就是天天生活在对过去的抱怨和对未来的希望之中，其实最核心的是当下做好。

邓亚萍：对。其实对于一个顶尖的运动员来说，他特别不容易在哪儿呢？就在于甭管比赛的进程顺利也好，还是不顺利也好，他都得要放下，当下处理好每一分球。甚至于现在比赛的节奏非常地快，包括攻防转换也非常快，一拍质量不高，你就转被动，一拍质量很高，你就开始转主动，它就是一拍之间的差别。一拍影响到你一球，一球影响你一局，一局影响你一场，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似特别简单，这分输了没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可能是决定性的。

樊登：我们作为球迷看，您身上有一种代表的力量就是自信，这个感觉是特别独特的。因为您这身高是不适合打乒乓球的，我看这本书里写，你九岁的时候被教练拎出来，说，回家去吧，让你爸带回家。说你不适合打球，因为个子太矮了。那人家教练都给您下了这样定论了，您为什么就那么相信自己就可以呢？

邓亚萍：我那个时候在河南省队里头集训嘛，有一天我这个教练就把我父亲叫来了。其实我父亲原来都是他们的同事，因为我父亲曾经做过河南省队的男队主教练。把我父亲叫过来以后说，教练说，你把女儿带回去吧，她没有任何的培养前途。然后就这样，我父亲就给我领回家了。

当然我很感谢我父亲，他把这些真实的话都告诉我，没有隐瞒。像现在的我的一些朋友，我也知道，他们会有所保留地给孩子讲，好像不要搞得刺激到孩子。而那个时候我父亲是毫无保留的，教练怎么跟他说，他就怎么跟我说。然后问我，你怎么办？你要不要打球？你要不打球呢，咱就去读书去了，因为没有别的路嘛。如果你想打球，那人家就说你不行了，你怎么办？我父亲就问我。

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决策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有点不服。这个不服是基于我能够赢这些队员，我能够赢省队留下的这些小伙伴们，但他们赢不了我。那反过来教练说我没有培养前途，我不懂为什么，为什么我就不行了呢？那我觉得就要试一试。所以我当时就给我爸说，我得试试。我就不服，就是这点劲儿。

第一次遇到河南省队不要我的这种情况，我那几年的训练可以说是我整个运动生涯当中最苦的训练。那个时候训练条件是极其艰苦的，我们住在一个废弃的澡堂里头，在那个澡堂里头训练。

那个澡堂最多只能放四张球台，水泥地，男女更衣室上面木板一搭，然后我们就都睡在那个硬木板的大通铺上。隔壁屋就是教练，然后外头就是那个大的澡堂子。我们训练的地方就这样的一个条件。但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河南省队不要的，所以大家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憋了一口气。你省队不要我们，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把河南省队打败。

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是要回过头来，要去解决我自身身高不足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盲目自信，盲目自信赢不了球，那还是要解决技术的问题和解决身高的问题。

那么首先解决身高的问题。父亲告诉我，我需要比别人跑得更快，就是训练步法。因为球台这么大，个儿高的人一步到，你就得跑两步。因为核心来讲，你要能够罩住你的球台。那就得练所以步法，这是极其苦的。这是我们的训练的一种方法。

樊登：我看报道说，听说您那时候腿上绑着沙袋打球。

邓亚萍：每天腿上绑着沙袋，身上穿着沙衣，每天负重三十斤。我觉得我那时候的体重也就不过是六十斤这个样子。那个衣服是没有袖子的，就是沙背心，因为胳膊要挥拍，所以负重在身上。然后每条腿上绑着一个沙袋，总共加起来是三十斤，二十五斤的沙衣，五斤的沙袋，就这样负重跑。

当把这个沙衣、沙袋拿掉了以后，哇，身轻如燕，轻功算是练成了。我感觉中国的武功也就可能这样练的。我那时候把沙衣、沙袋拿下来以后再跑，这太简单了。所以解决第一个跑的问题，就是我的腿是这样练的。

然后还要解决技术具体的问题。别人跟我打，一定会调动我，这是谁都知道的。打网前球也好，两边也好，他一定会调动我，因为我个儿矮。怎么不让别人调动我呢？那我就需要把球打得更快，进攻更快，我快了以后，你不就拔不出手了吗？

就像咱们中国的功夫唯快不破，我快了，你不就得防吗？你就没有办法主动调动我。所以我要把球打得更快，来压制你，迫使你回球总回我中间，不调动我。还是解决我的个子不高的问题，这是第二个需要解决技术，就是要快。

第三个需要解决的是什么呢？乒乓球的核心是进攻、进攻再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要有足够犀利的进攻，你的这种杀伤力很重要，打球要够狠。我还是怕什么呢？就是怕别人调动我。我永远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创新了一整套打法。

其实很容易的四个字，第一个“快”，就指的是腿要跑快；第二个“快”，球要打快；第三个“狠”，球要打得够狠；第四个“怪”，是要搞得跟别人不一样、与众不同，要打得怪。

樊登：所以您是用长胶。

邓亚萍：对了。这个“怪”字很麻烦在哪儿呢？因为在此之前，长胶基本上是我们的削球打法在使用，长胶都是防守型打法，没有人把长胶打成进攻型的。没有，就我自己，到目前为止也是就我一个人在用这个打法。

我觉得确实应该感谢我们的教练，包括国家队的教练张燮林张指导，还有我青年队的姚国治姚指导，他们针对我的打法付出了很多。因为没有人打过，不知道该怎么打，包括我父亲，还有其他的教练都不知道。我这个长胶打成进攻型打法，没有先例。

那个时候我使用长胶进攻，需要不停练，五分钟断一块胶皮，五分钟断一块胶皮。您知道长胶指的是胶粒，它的胶粒很长，很软，而它这个底皮很薄，因为它都是被动型打法，胶粒不容易断。但我必须要把它打成进攻型打法，所以这个粒子就直接打断了。最开始的时候五分钟坏一块，五分钟坏一块，打不成，因为我稍微发点力它就断掉了。

最后因为这个问题专门请了做胶皮的工程师一块儿商量。当时是天津橡胶研究所的这些工程师们、老师傅们，他们是一张一张手工做胶皮的，做完了以后让我来试，最后我们大致能够定出来这个配方。

樊登：我听懂了，您好像没有考虑过自信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挫折到您那儿，没有影响您的心智，让你觉得放弃吧，没有。就是一直打就行了。

邓亚萍：一直打，勇往直前，你说我不行，我就打给你看。从郑州市队，然后打败了省队，然后打全国，被张燮林看到。我觉得让我吃够了足够的苦，所以才有自己触底反弹的本能，我认为可能是人的本能。

樊登：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总结，首先您的原生家庭是不错的，家里边自幼给您塑造的心理是比较健康的，没有特别地不自信，老往后退缩的那种感觉。您认为，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就好了。所以说您接下来就努力练习，练习是带来自信的最好的方法，您这里边有一章也专门讲了刻意练习。

那也有人会认为说，那是因为这是乒乓球，是你最熟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有自信很正常。但是你读这本书会发现，邓亚萍学英文这是一绝。因为您没学过英文，结果后来当了奥委会的委员以后，您得用英文发言，人家都给你准备好了翻译什么的，但是你非得用英文发言。学英语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也是一个一辈子的难题，解决不了，不自信，那您是怎么克服的呢？对您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

邓亚萍：我觉得我这个人挺怕受刺激的。就像当时因为小的时候被刺激了，那甭管我吃多少苦，我觉得我就想这样去证明自己，那么到了国际奥委会也一样。

一开始去开会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带着翻译去的。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语言要不就是英语，要不就是法语，因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成员主要就是来自发达国家，所以英语、法语对那些运动员来讲很简单，他们都可以很轻易地、很轻松地去参与到整个工作当中。但是整个国际奥委会的运作的模式对于我来说很陌生，包括它到底怎么工作，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的语言又不行，就我一个人带着翻译去的。

去了以后就感觉很不好，特别受刺激。因为在一个桌上开会没多少人，大概也就是十几二十个人。这十几二十个人中，没有一个运动成绩差的，运动成绩差不会坐到那儿去，大家在某一个项目当中可以说都非常棒，大家都不缺冠军的头衔，也不缺冠军的光环。

所以坐在会议桌前面，我们代表这么多的运动员去发言的时候，你发现是有压力的。咱们讨论这些问题，它不仅仅需要你的语言，同时它还需要你有更多的知识，还有对于事物的理解。那个时候去到那儿开会，我完全听不懂，非常受刺激，所以我第一次开完会回来以后我就说，不行，我必须得把语言关过了。

樊登：那怎么练呢？因为您是从零开始。

邓亚萍：那时候我开始在清华读书了，在读书过程当中我就有意识地去学。但是正常的按部就班的学习方式显然不适合我，因为那样学习见效很慢，我是要应急，我现在需要用。所以对于我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对我来讲是有用的。

我也听很多人介绍他是怎么学英语的，老师也跟我说你应该怎么学，但是发现效果都不好，因为不是我自己的方法。而且我不是特别擅长死记硬背，当时记单词不都是死记硬背吗？不都是把这个字母拆，开然后拼写，但是我发现这个方法很枯燥，这不是我的学习方法，所以刚开始一段时间是非常地苦恼。我既特别想快速地学好，又找不到学习的方法。所以刚开始那段时间，就是很迷茫。

但最终让我能够比较快地掌握学习方法，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发现我的听力很好，可能就像听书一样，听东西我觉得不枯燥，我就大量地听，听得对语音什么感到很熟了，我再去看，再去记，就发现记得很快。我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快速地提升我听的能力。

其实对于我来讲，要去参加国际会议，要参与到国际奥委会工作当中，首要就是你得先听懂别人在说什么，你再去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听和说，对于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先把这两个搞清楚了，剩下咱慢慢来，毕竟阅读、写作那些都是需要积累的。这样的话就正好符合我的学习习惯和我个人的特点，就很快能够有语言的感觉了。

然后我的模仿力也很强。因为你知道运动员的模仿力必须很强，我们从小到大不断地在学新技术，技术怎么来？有的时候就是模仿。比如我们那时候会看我们的前辈、老运动员是怎么打球的，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学，所以我们的模仿力是很强的。所以学英语的时候，我听完了以后，我就去模仿，模仿就要去开口，你耳朵准了，你语音、语调就准，所以我的英语语音就很准。这些东西正好到了我最擅长的套路里来了，自己又慢慢开始产生了兴趣。

最开始摸不着的时候，你很烦，没有兴趣，而且很怕，但慢慢地你发现，通过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它就可以事半功倍。最重要的是会让你产生了兴趣，你发现别人听不懂，自己能听懂，而且还可以简单交流。自我的满足来了，正向反馈来了，这个就感觉很好了。

樊登：所以我们有时候学一些东西觉得很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设定一个任务。其实您是任务导向型的，比如说在清华毕业的时候要发言，然后去国际奥委会要发言，要去开会、要工作，这些都促使您快速提高能力，所以说任务导向型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觉得您读完清华已经很不容易了，您甚至还要用英文读一个博士学位，竟然跑到剑桥读了博士。剑桥的博士学位可不好拿，在剑桥毕业是要用英文写论文、答辩的，这对自己挑战也未免太大了吧。

邓亚萍：其实一开始，读书对于我来讲是特别难、特别大的挑战，当时我认为，我在清华是最差的一个学生，但后来我就找到自己的一点自信了。我可能在运动员的过程当中习惯于找到自己更优的部分，而不是看自己最差的一个部分，我比对一个事物总是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找到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甚至我优于别人的地方。

比如说我觉得我在清华是最差的一个学生，那你不学了吗？你还怎么在那儿容身呢？所以我当时就这样想：你们现在都有很多知识，在这方面我当然没法跟你们比了，但是我的经历，我比赛的场面，你们也没见过。我从小出去比赛，我走过全国很多地方，每个地方的美食，每个地方的好吃、好玩、好看的东西，我见过，你们没见过，那反过头来这是我的优点、我的优势。

那么今天咱俩拉平，在知识层面，你比我多，在其他层面，我比你多，咱俩零比零。那反过头来，我从今天开始学习知识，任何事情从现在做都不晚。所以我用这样的一种自信鼓励自己说：我也不差。拿出这个劲儿来，然后你就发现你能够有自己的自信。

樊登：这是您的一个哲学。因为我看您采访里边说，个子矮怎么了？个子矮看到每个球都是高的，都是进攻的机会。因为一个个子高的人看一个球低，他们不敢打，个子矮的人看着都是高球，就打。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哲学。

邓亚萍：对。所以我会用这样一种方法，让自己能够迅速找到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怕找不到自己，对自己产生怀疑。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会用很积极的心态去转化不利的东西，然后从这个不利过程当中，找到我最有利的东西。永远用积极的心态去对待这些不利的情况。

樊登：我记得这本书里边写，您在剑桥去做博士答辩的时候，您特别自信地上台，然后告诉底下的人，随便问吧，我都没问题了。我觉得您是把那个评审当作对手了，就先在气势上震慑住你们。

邓亚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读博士本身就很紧张。

1998年我在剑桥读语言，正好碰到他们的毕业典礼。我就看到那么多的学生，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最后在剑桥毕业了，他们脸上那种骄傲的表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包括他们的父母、家人，从世界各地来参加毕业典礼，盛装出席。

我真的是站在那儿看，推着自行车在那个镇中心看了一个多小时。当时看完以后我就特别羡慕这些学生，我当时就自己跟自己说，我什么时候能在剑桥读书就好了，我那时候才去那儿读语言。然后另外一个声音马上就出来了：没戏，这辈子没戏了，这辈子不可能了，下辈子吧。

后来这个事就过去了，我读完清华，然后继续到英国的诺丁汉大学读硕士。在读书这大概五六年的时间当中，我开始读出信心了，就是找到觉得自己能读书这样一种自信，觉得我可以做学问，我能读书。等到硕士基本上快毕业了，我觉得我要去试一试，如果这辈子能干的事，为什么我要等下辈子？我当时就产生了这个想法，说看看能不能去剑桥读博士。因为我当时已经产生了信心，就觉得我可以读书。

樊登：您刚说的那个画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就包括我也是。我遇到很多人会觉得，我当时是选择这条路了，我没选那条路，所以没机会了。这肯定都会有，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放弃了，就真的放弃好好过日子、挣钱了。但是您就总是能够把梦想捡起来。

邓亚萍：对，所以我就去试。但是周边的我的所有的亲人、老师，包括我的教练、父母、朋友，就是这些跟我亲近的人，都真的很真诚地跟我说：“你没有必要，你名声这么大，你去那儿干吗？万一读不下来，这多丢脸的一件事。”

我说：“是呀，但是我不想放下，所以我要去试一试。”结果还真有导师愿意收我，最后在剑桥读了五年的时间，非常非常不容易，五年的时间那可真是掉了好几层皮。

樊登：现在咱们国家开始减负，然后让中小学生去参加很多的体育锻炼，开始重视体育这件事。您觉得体育对于一个人这一生来讲，它的意义在哪儿呢？从您个人的收获上看。

邓亚萍：我觉得从我自己来说，我是很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体育改变了我的一生。同时体育也教会了我很多，包括怎么样更好地去控制我自己的情绪，让我更加地自律，让我尊重规则，也包括我更加地尊重我的所有的团队，因为只有团队帮助我们才能成功。所有这些东西，体育都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

所以从我对体育的认知来讲，我觉得在今天，咱们应该回归于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提高生命质量，一个是提升生活品质。把体育回归于这两件事，不仅仅是为了比赛，而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然后提高我们生命的品质。这个我认为才是体育真正的意义，不仅仅是强壮身体，还要强壮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内心，要让我们自己在很大的压力下，也能够有所承担或者担当。

我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在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启用了大量的志愿者，当时北京我们大概用了一百万志愿者，而且大量的是大学生，大学生志愿者是我们的一个主力。当你发现他们遇事的时候，是可以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要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信任，要让他们去勇于担当他们应当担当的责任。

樊登：我也认识一些运动员，有的运动员是退役了以后，他就再也不碰原来的运动项目了，他说我是弄够了，我再也不碰了。而您却选择退役了以后，不仅还喜欢乒乓球，甚至还让儿子打乒乓球，为什么运动员会有这种不同的选择？

邓亚萍：我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一个片段。我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的时候，我才十六岁，那次拿完世界冠军，我跟乔红双打打完下来以后，我们俩互相问了一句话，樊老师，你知道问了什么话吗？我们问对方：“这就是世界冠军？”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我们从小打球都是为了拿世界冠军，在拿到之前，我们觉得世界冠军，真的太高了。然后当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以后，我们俩就说：“这就是世界冠军了？”就是这样一句话。

然后一直到领奖台都是傻傻的，那个时候纯傻傻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还小嘛，才十六岁，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但当我们坐上车回酒店的路上，这个时候人静下来了，开始流泪了，然后所有的经历，所有的不容易，那种委屈的心情，全来了，就开始哭。那个时候我心想：我如果有小孩，我肯定不让他打球。真的，就是这个念头，当时十六岁的念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但等到我成为妈妈的时候，等到我有了孩子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想法要改，我就得让他练球。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让他感受到，任何一件事情，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他才能成功。

樊登：您虽然没指望他将来跟您一样也拿世界冠军什么的，但是您要求他也要打球。

邓亚萍：我觉得我培养他去打球，真的是希望让他能够通过体育，历练一个强大的内心，“大心脏”。同时要让他吃苦头，咱们古话讲，如果小的时候你不让他吃苦，大了这个苦可能更难吃，我坚信这一点。如果小的时候你让他吃点苦头，稍微再长大一点，如果再有点苦头，他就不觉得这是个苦，人生这些坎他就能够很容易过。因为我觉得人生一定会遇到这些坎。

樊登：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是邓亚萍写给自己孩子的信，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您是挺凶的，就是他输了球说地板滑，您就生气了，而且言辞非常激烈。为什么您对于他说地板滑所以输球了这么生气？

邓亚萍：因为作为一个好的运动员，我们从来不找客观原因，输球就是输球。你可以说是今天我拉肚子了，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今天没睡好，今天天气太潮，有一百个理由，但是你不能否定你输了。你要去直面这个问题和困难，当你去直面这个问题和困难，你才能真正能战胜它。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很习惯地，或者很容易地去找客观原因，但是我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出身的人，我觉得要想拿冠军，是不可以找任何的客观理由的，就得从自己的最主观的角度去剖析，自己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到底在做什么。我们运动队是非常残酷的，会直击你的心灵，输球回来，就是要去问你那时候的想法，你得剖析出来。

我们回来要写总结的，而且要挖：我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我是不是患得患失了？我是不是想赢怕输？为什么我这个球手软了？我这个球为什么这么不好？一定是要非常直接地去把问题暴露出来。

我们从小其实养成了这个习惯的，比如说在睡觉之前，上床了以后，我们会把这一天的训练，尤其是比赛的过程，像过电影一样过一遍。我们会着重地去过关键的那几个点，比如这几个球我打好了，最后怎么样了，比如关键几个球我没打好，导致怎么了。这个是我们比较习惯的一种做法。

所以说你再问我任何一个重要比赛的细节，我随时都可以说出来，这就是已经深刻地刻在了脑子里。我会去总结这一天我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哪些地方做得好，不好的我需要怎么去改进，好的我要继续保留。我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樊登：你就想想，假如你是一个饭店的厨师，你如果能够用这样的精神去做菜，你去回顾今天顾客说哪个菜好吃，哪个不好吃，你肯定会成为一个大厨。所以我觉得您的这套心理上的训练和力量真的可以被各行各业所借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杰出的人，你想成为一个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拉开距离的人，你就去了解邓老师的训练方法。这套方法太厉害了。

邓亚萍：所以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初心吧。很多人经常碰到我的时候就问我：“亚萍，你打球都让我们看得很放心。”经常有人会说，我们看你打球就是放心，甭管你领先了还是落后，我们都觉得你能赢。

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信任。有人也会问我，那你怎么做到的？所以当时做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如果我把我的经验稍微再整理整理，把它们总结好了，那可能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所启发。

樊登：对，包括自信心、抗逆力、抗压的能力，还有习惯的养成，是这本书里边非常重要的方法。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大了，因为您是不断地突破自己舒适圈的这么一个人，而且都能做得那么优秀。咱们最后八卦一下，您现在最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是谁？您觉得现在打得最好的是谁？

邓亚萍：我觉得现在我们这几个队员都挺棒的。这次比赛很不容易的是马龙，我觉得作为老运动员来讲，他有伤病，又是做了手术，然后又回归。在去年、前年我在看他比赛的时候，我是觉得他挺难的，因为他的膝盖不好，他移动就慢。因为他是靠正手得分的，移动慢的话明显感受到他很痛苦，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但是你看这一次，我觉得他是强势回归，是一个老运动员的这种意志力，还有他自己对比赛的把握力、自信，战胜了最后的所有这些困难。到最后决赛的时候，按道理来讲樊振东应该去拼他，从心态上来讲，樊振东是年轻队员，你就应该搏老运动员嘛，搏他才对了。但是反过头来你看，马龙把自己的心态放得很平，把自己的身段也放得很低，那天的比赛就感觉是马龙在拼，好像他是一个小队员，他把对手当成是个老队员。

樊登：你们怎么看出来这是谁在拼谁呢？不是双方都在拼吗？

邓亚萍：不，要看他的出手，要看他的技战术打法。

樊登：就是看他有没有防守的态势，马龙全是来猛的，在进攻。

邓亚萍：对，而且他是主动在变，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这个人上来是拼还是被拼，一看就能看得出来，这不一样。你的状态不一样，出手也不一样，什么东西都跟心有关，你的心决定了你的出手。你今天是“甭管，我就是拼了”，还是说“今天打打看”，你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你很犹豫或者有一丝傲慢，都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马龙作为一个老运动员，能做到这个份上很了不起。

樊登：太有意思了。咱们最后一个问题了，作为专业运动员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有挑战性的对手的？

邓亚萍：我觉得我们应该需要多一点这样的对手。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感谢像伊藤美诚这样的队员，包括在之前输掉了的张本智和，包括这一次的水谷隼、奥恰洛夫、波尔等等。我们应该感谢这一系列的给我们造成困难的队员，他们才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加精彩的比赛。

如果我们这些对手都不经打，你还看比赛吗？或者你觉得这个比赛有意思吗？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对手，不是这一两个，我们需要一批，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中国队更加地强大。我觉得我们中国队有这个实力，我们并不怕对手，我们反而希望有更多能够带来困难的挑战的对手。所以应该充分尊重这些有挑战性的对手，我还希望他们更强一点。

樊登：大家都能看出来我今天这个采访是小迷弟的姿态，因为我是球迷嘛。不过核心是《心力》这本书，我读这本书有很大的收获，我认识到了确实一个顶级的运动员，他所感受到的这种内心的挑战，跟普通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下，读一读这本书，都能够给我们日常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